河北有个看风水的老先生,说了句话:大富大贵的命,一般人担不起
我叫李长顺,一九七八年生,河北沧州柳树屯人。现在县城一中教语文,教了二十多年。每年清明回村上坟,路过村北那片坡地,我都要站一会儿。那地方如今是工业园的铁栅栏,可在我心里,还是三十多年前那片长满碱蓬的河坡。 要说我们家的事,得从我爷爷李万仓说起。爷爷是个闷葫芦,一辈子赶大车,手上全是裂口,冬天裂得往外渗血,抹点猪油接着干。一九八七年腊月,他咳了半宿,天亮前走了,走得很安静,像睡着了一样。 出殡前一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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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叫李长顺,一九七八年生,河北沧州柳树屯人。
现在县城一中教语文,教了二十多年。
每年清明回村上坟,路过村北那片坡地,我都要站一会儿。
那地方如今是工业园的铁栅栏,可在我心里,还是三十多年前那片长满碱蓬的河坡。
要说我们家的事,得从我爷爷李万仓说起。
爷爷是个闷葫芦,一辈子赶大车,手上全是裂口,冬天裂得往外渗血,抹点猪油接着干。
一九八七年腊月,他咳了半宿,天亮前走了,走得很安静,像睡着了一样。
出殡前一天,父亲和大伯为坟地吵了一架。
大伯李守德是长子,脾气冲,嗓门大,说老坟地太挤,得另找地方。
父亲李守业排行老二,老实,蹲在门槛上抽烟,半天说一句:“听老人的吧。
”最后还是请了邻县的韩先生。
韩先生那年六十二,瘦得像根枣木棍,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褂子,拄一根枣木拐杖,左眼蒙着一层白翳。
他不抽烟不喝酒,进门先要一碗白开水,喝完才开口说话。
他在老河坡转了整整一上午,一会儿蹲下抓土,一会儿抬头看天,末了站在一处高坎上,用拐杖头点了点地:“就这儿。
” 大伯赶紧问:“先生,这地怎么样?
” 韩先生没马上答。
他把拐杖插进土里,蹲下去,捏了一撮土在指头间搓,搓了半天,才慢慢说:“这地方叫金线吊葫芦,是个好穴。
埋在这儿,你们家出大富大贵的命。
” 大伯脸上立刻见了笑,掏烟的手都抖了一下。
韩先生却又补了一句:“可这命太沉。
大富大贵的命,一般人承受不起。
” 那天的风我记得清楚。
父亲后来跟我学这段,学了几十遍,每回说到这儿都要停一停,好像那句话还在风里飘着。
大伯当时就不高兴了,说先生你别卖关子,好就是好,不好就是不好。
韩先生抬眼看他,说:“命是一杆秤,秤砣是德。
秤砣轻了,压不住秤杆,秤杆就翻过来打你自己的脸。
” 没人接话。
父亲说,他那天听见这话,后背一阵一阵发凉。
下葬那天,韩先生又交代了三件事:坟头不许添外土,家里不许分家,三年之内不许动土。
说完收拾东西走了,一分钱没多要。
父亲追出去塞给他两包点心,他tui茴來,说:“我该说的都说了,你们记着就行。
” 头两年还算太平。
父亲和大伯一个院里住,一个锅里吃饭。
大娘嘴碎,但也没翻过脸。
日子紧巴,可每天傍晚收工回来,一家人围着灶台,锅里咕嘟咕嘟响,也算热乎。
第三年头上,出事了。
村里要重新划宅基地,大娘天天在院里摔盆打碗,说老宅该归长房,说父亲一家四口占着西屋不像话。
大伯不吭声,等于默认。
父亲问了一句:“韩先生说的,家里不许分家,你忘了?
” 大伯把烟头往地上一摁:“先生看的是地,不是咱家的锅碗瓢盆。
” 那年秋天就分了。
老宅归大伯,父亲分到村东三分宅基地,外加一千二百块钱。
父亲借了钱,脱了一千多块坯,盖了三间土坯房。
上梁那天没放炮,母亲王桂芝在灶屋里哭了一场,说咱这是被撵出来的。
父亲只说了一句:“地是死的,人是活的,咱不跟人争。
” 转过年来,大伯把河坡那片沙地承包了,雇了两台抽沙机,往城里工地卖沙。
村里人劝他,说那底下埋着你爹呢。
大伯说埋在西头,我挖东头,隔着半里地呢。
父亲去拦过一次。
兄弟俩在地头站着,隔着一条水沟,谁也没过去。
大伯说:“老二,你别跟着瞎掺和,我发了财,还能忘了你?
” 父亲回来说:“他这是要动土。
” 我那时候十三岁,不懂什么叫动土,只记得母亲夜里翻来覆去,说家里怕是留不住福气。
沙子真就卖出了钱。
一九九二年,大伯盖起了村里第一栋二层小楼,外墙贴着白瓷砖,在太阳底下晃眼。
他买了辆嘉陵摩托,一进村就轰油门,小孩跟在后面跑。
那年过年,大伯提着两瓶酒来我家,往桌上一放,说:“老二,看看,韩先生的话应了吧?
大富大贵。
” 父亲给他倒酒,没吭声。
大伯喝了半斤,脸通红,拍着父亲的肩膀说:“你就是胆子小。
命摆在跟前,你不伸手,赖谁?
” 父亲端着酒杯,慢慢说:“我怕秤砣轻。
” 大伯愣了一下,把酒杯往桌上一墩,走了。
一九九四年,大娘查出肝癌,从查出到走,五个月。
临走前一天,她拉着我母亲的手,说:“桂芝,我这些年话不好听,你别记恨。
”母亲哭得说不出话。
出殡那天,大伯一个人蹲在楼底下抽烟,抽到天黑。
父亲过去给他披了件衣裳,他一把抓住父亲的手,说:“老二,你说是不是我挖沙挖的?
” 父亲没答。
日子往前走。
堂哥李长林初中毕业就跟着大伯跑车,脑子活,嘴也甜。
一九九六年他自己拉了队伍包工程,两年就开上了桑塔纳,在县城买了房,娶了个城里媳妇,婚礼摆在镇上最好的饭店,三十桌。
我们一家四口坐在角落那桌。
我记得母亲看着台上的彩灯,小声跟我说:“长顺,你要好好念书,咱不眼红人家,咱自己挣。
” 我点头。
那年我念高二。
两千零一年,长林回村搞了个“惠民合作社”,说存钱利息比银行高两倍,村里人排着队往里送钱。
亲戚们更是积极,我三姑把卖猪的两万块都塞了过去,还说长林有出息。
母亲也动了心。
她攒了三万,是我念书的钱,加上父亲卖粮的钱,用塑料布包着,压在柜子最底下。
她跟父亲商量:“要不,先放长林那儿半年?
” 父亲那天没说话,把柜子打开,把那包钱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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